近日，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主任胡彬作为通讯作者，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Adrien Fabre、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Rabah Arezki、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TERI）Dipak Dasgupta、德里经济学院 Partha Sen、牛津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Frederick van der Ploeg合作，在国际生态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Ecological Economics 发表题为“An International Pla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评论文章。Ecological Economics 是国际生态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 ISEE）官方期刊，由 Elsevier 出版，位列JCR Q1。

文章指出，全球气候治理正在进入从目标设定走向执行落实的新阶段。当前，国际气候合作与国际税收合作仍不足以支撑全球减碳、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金规模。现有机制虽为全球气候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落实《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弥补发展中国家融资缺口、遏制国际税收竞争和推动公平转型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因此，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既要坚定维护《巴黎协定》的目标与多边框架，也要围绕资金动员、政策执行和制度创新，探索更具操作性和公平性的国际合作机制。

围绕这一问题，文章提出建立由有意愿国家组成的“可持续联盟”（Sustainable Union）。这一方案并非替代《巴黎协定》，而是在其实施阶段提供制度性补充：参与国共同推进碳定价，协调财富税、污染燃料税、金融交易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新型国际税收工具；大部分收入留在各国国内，用于扩大财政空间和支持绿色转型，同时将部分收入汇入国际共同资金池，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文章建议，参与国可将国民总收入的1%投入共同资金池，并按照人口比例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从富裕国家向贫困国家的稳定转移。

文章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气候融资不能只依赖传统援助和自愿承诺，而应与更公平的国际税收合作相结合，形成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文章测算显示，财富税、碳税、金融交易税、航空和航运燃料税、企业所得税等工具每年可筹集超过全球国民总收入3%的新增公共收入，约3.4万亿美元；其中，南北转移规模可达到每年约7680亿美元，若加上现有官方发展援助，规模接近每年1万亿美元。这一机制有助于为全球南方减贫、气候适应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支持。

在公平性方面，文章强调，应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为基础，推动更透明、更可操作的国际责任分担机制。文章建议，国际贡献与国民总收入挂钩，资金转移和排放权分配更多考虑人口因素，使人均收入较低国家获得更多支持；同时，可将部分超高财富税收入用于支持损失与损害基金和多边担保基金，从而回应全球南方长期关注的气候正义、发展权和转型资金问题。

图1 展示了由新的全球税收工具支持的国际转移支付

图2 展示了新增税收收入与净国际转移共同带来的各国政府财政净收益

文章也从积极和建设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在该方案所设想的国际资金分配机制中总体保持相对平衡，有助于其在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下，更积极参与国际碳定价、收入循环和气候融资合作。

图三｜部分作者在2024年欧洲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年会期间合影

随着中国碳排放达峰后政策重点逐步从强度控制转向全经济范围绝对减排，协调性的国际碳定价和收入循环框架将与中国后2030年减排需求更加契合，也有助于拓展中国低碳技术、装备和产业合作空间。文章进一步指出，如果由全球南方、中国、欧盟及部分高收入经济体共同参与，“可持续联盟”可覆盖全球约72%的二氧化碳排放，显示出中国在连接全球南方与发达经济体、产业转型与气候融资、《巴黎协定》目标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间的重要桥梁作用。

总体来看，该文提出的“可持续联盟”方案，试图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探索一条更具执行力和公平性的国际合作路径：以碳定价促进减排，以国际税收合作拓展气候资金来源，以收入和人口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公平诉求，并以灵活开放的国家联盟推动气候行动从政治承诺走向制度落实。文章启示我们，全球气候治理的新阶段，不仅要守住《巴黎协定》的共同目标，更要找到把目标转化为资金、政策和行动的制度齿轮。中国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行动者和多边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方，有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

来源：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