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COP30气候峰会11月6-21日即将在巴西贝伦举行，相关的气候舆论战与活动其实早已拉开序幕。

就在COP30召开前夕的10月28日，微软创始人、亿万富豪、慈善活动家比尔·盖茨在自己的媒体平台Gates Notes上发布一篇备忘录，题为《关于气候的三大真相》（Three tough truths about climate）。

盖茨直言，全球减排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过度末日论”让有限的资源倾斜错了方向。盖茨呼吁，不要只盯着1.5℃目标，应该多投钱到贫困、健康和气候适应上。

盖茨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先锋。四年前，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如何避免气候灾难》的书，概述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并投资了诸多气候应对企业。如今，盖茨虽然仍然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但他表示，对于大多数贫困国家的人民来说，气候变化“并非他们生命和福祉面临的唯一威胁，甚至不是最大的威胁”，并指出贫困和疾病才是更为紧迫的问题。

此话一出，全球媒体炸开了锅。“盖茨投降了！”“盖茨悄悄退出气候战场！” “盖茨转向：别只减排，要救穷人” “盖茨警告：末日论转移焦点”……各种标题党满天飞，尤其是此前对气候变化持怀疑的媒体，更是借此大做文章。

最高兴的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第一时间在他的Truth Social发帖宣称：“我（我们！）刚刚在气候变迁骗局之战取得胜利。比尔-盖茨终于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大错特错。”

盖茨到底说了什么？他真的投降后退了吗？全球气候行动到底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来一探究竟。

其实，与其说比尔·盖茨 “气候转向”了，不如说他开始反思，并提出全球气候行动需要战略调整。

盖茨的文章不是放弃减排，而是呼吁“平衡”。他承认气候变化是“严重问题”，但强调：过去10年最热纪录虽吓人，极端高温每年致死50万人，而极端低温致死率是10倍（500万人）。

更关键的是，贫困相关疾病（如疟疾、结核、艾滋）每年夺走800万人命——这远超气候直接死亡。盖茨强调，发展中国家穷人最脆弱，减贫 健康投资（如空调、疫苗）本身就是“气候适应”——让人们在变暖中活得更好。

所以，盖茨的这一“转向”，更像是朝务实迈进：减排是长期战，短期救人和救穷更紧急。

《环球零碳》找到了原文，并把主要内容和观点做一翻译和摘录，供读者参考。

《重新审视气候问题的三大真相》

作者：比尔·盖茨（Bill Gates）

前言

气候变化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必须继续支持那些能帮助世界实现“零排放”的突破性创新。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削减卫生与发展方面的资金——这些项目帮助人们在气候变化中保持韧性。

现在，是时候让“人类福祉”重新成为气候战略的核心。这包括将“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降至零，以及改善贫困国家的农业与健康状况。

01

关于“末日论”的误区

在气候辩论中，有一种末日论的叙述大致如下：

几十年内，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将摧毁人类文明。证据就在眼前——不断增多的热浪和风暴，都是全球气温上升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没有什么比限制气温上升更重要。

幸运的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气候变化确实会带来严重后果——尤其是对最贫穷国家的人而言——但它不会导致人类的灭亡。可预见的未来中，人类仍能在地球上大多数地区生存与发展。

目前的排放预测呈下降趋势；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与投资，创新将使我们进一步降低排放。

不幸的是，这种“末日”视角让气候界过度聚焦短期减排目标，反而分散了资源，使我们偏离了真正能改善人类生活的最有效行动。

现在还不晚。我们可以改变看法，调整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下个月在巴西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COP30，就是一个极佳的起点。尤其是因为本次峰会的巴西东道主，正把“气候适应”与“人类发展”作为议程重点。

这正是重新聚焦的机会——去关注一个比“排放量”与“温度变化”更重要的指标：改善生活。

我们首要的目标，应当是防止苦难，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极端环境与贫困国家中的人们。

02

气候变化与贫困之间的现实关系

虽然气候变化确实会让穷人受到更大影响，但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这并不是——也不会成为——威胁生命与福祉的最大问题。

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仍然是贫困与疾病。

认识到这一点，能让我们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对最脆弱人群影响最大的干预措施上。

我知道，一些气候活动家会不同意我的观点，甚至称我为伪君子——因为我的碳足迹很大（我确实使用合法的碳信用完全抵消了排放）。还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借口推卸对气候问题的重视。

为避免误解，我要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

每减少0.1 °C的升温，都能带来巨大的益处，因为稳定的气候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在过去20多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气候变暖，并投入数十亿美元资助相关创新。我与科学家和企业家合作，致力于防止气候灾难、让廉价可靠的清洁能源人人可得。

十年前，我们共同创立了“突破能源”（Breakthrough Energy）投资平台，专门推动清洁能源创新与部署。迄今我们已支持150多家企业，其中不少成长为大型公司。我们正在构建一个涵盖各个领域、数千名创新者的生态系统。

政府政策可以加速这一创新进程。

03

以发展视角看待气候

我的气候观念深受过去25年在盖茨基金会从事健康与发展工作的影响。

基金会的首要任务是改善贫困国家的健康与发展，我们主要通过这一视角看待气候问题。这促使我们在气候相关创新上大量投资，尤其是在那些极端天气造成最严重影响的农业领域。

COP30召开之际，正是重新审视援助资金使用效率的关键时刻。用于援助最贫困人口的资金总量本就微薄——即便在峰值时期，也不到富国预算的1%。如今，这个资金池正在缩减：富国削减援助预算，低收入国家债务沉重。

连那些已被证明极具成效的项目——比如为全球儿童提供救命疫苗——都没能得到充足资金。疫苗采购基金Gavi未来五年的预算将比过去五年减少25%。

我们必须更理性地思考：如何让有限的时间和资金，为最脆弱的人群创造最大的影响？

我认为，目前的答案是否定的。

世界往往把所有气候行动一概而论，仿佛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都同样值得支持。结果是，一些低效项目分散了注意力和资金，使我们忽视了那些真正能改善人类处境的工作——比如：

让零排放技术变得负担得起；

改善农业与公共健康，减少极端贫困。

04

五大排放部门的现状与突破方向

气候变化、疾病与贫困，都是重大的问题。我们应当根据它们造成的痛苦程度来分配应对资源，并用数据来衡量每一个行动的影响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总结出三条核心真相。

真相一：气候变化是严重的问题，但不会导致文明的终结。

即便全球采取的减排行动仅属中等力度，当前的科学共识仍认为，到2100年，地球的平均气温将比1850年高出2°C至3°C。

这远高于各国在2015年《巴黎协定》上承诺的1.5°C目标。事实上，从现在到2040年，我们将明显无法达到这些目标。原因之一是全球能源需求仍在增长，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目前的两倍。

从改善人类生活的角度看，能源消费的增长是一件好事——它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能源使用量与其人均收入呈显著正相关。更多的能源意味着更多的繁荣。

然而，这也是一体两面的现实：繁荣所需的能源增长，对环境而言却是不利的。

尽管风能与太阳能的成本下降、性能提升，但我们仍未拥有满足这种快速增长需求的全部低碳工具。

如果我们能持续投资创新，那么在未来十年，我们将获得可负担、可规模化的零碳新技术。加上现有工具的持续改进，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排放将进一步下降，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将大大缩小。

当我们在2015年《巴黎协定》后创立突破能源时，我对能否实现这一目标还没有信心。但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技术的进步、AI的加速作用，我相信这些创新将真正进入规模化阶段。”

届时，全球的建筑都能使用低碳水泥与钢铁；几乎所有新车都将是电动车；农业将更加高产且环保——化肥生产不再释放碳排放；电网能够可靠地输送清洁电力，而能源成本将持续下降。

真相二：创新已经显著降低了排放。

即使在上述理想实现之前，创新也已带来了可观成果。

十年前，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每年500亿吨。

如今，仅仅十年过去，IEA已将2040年的预测值下调至300亿吨；2050年的预测值甚至更低。

短短十年间，我们把未来的预计排放量削减了40%以上。

图说：全球碳排放大幅下降。

这一进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公众关注。造成这种成就的关键因素，是“绿色溢价”的显著下降——也就是清洁方案与污染方案之间的成本差距。

目前，在太阳能、风能、储能、电动车等领域，这一差距已经接近零，甚至出现负溢价。

换句话说，在许多情况下，清洁能源已经和化石能源一样便宜，甚至更便宜。

当然，要实现净零排放，还需要更多突破。尤其是当新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的风险可能比模型预测的更严重时，我们必须更快地降低绿色溢价，加速转向零排放经济。

幸运的是，人类的创新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真相三：五大排放部门是关键突破口。

突破能源基金目前重点投资于仍存在高绿色溢价的五个经济部门。

图说：电力、交通、制造业、农业、建筑是碳排放主要部门。

1. 电力（约占全球排放的28%）

发电是全球第二大排放来源，但也是实现脱碳的关键环节。

要让其他部门摆脱化石燃料，就必须“电气化一切”。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以下方向加速创新：

可再生能源效率提升：新型风电方案可用更少土地获取更多电能；地热能也在更多地区得到开发（代表企业：Fervo、Baseload Capital、Airloom）。

输电技术升级：新一代高效电缆正在试运行，传输能力远超旧式线路（代表企业：TS Conductor、VEIR）。

稳定清洁电源（Firm Power）：包括核裂变与核聚变。如今超过一半的电力排放只能靠这些“稳定源”消除，但它们的绿色溢价仍超过50%。

我对裂变能降本充满信心——美国怀俄明州的下一代核电厂已经在建设中。至于核聚变，它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商业化。（代表企业：TerraPower、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Type One Energy）

2. 制造业（约占全球排放的30%）

制造业尤其是水泥与钢铁，是最难脱碳的领域。因为用化石燃料生产它们既便宜又成熟。

清洁钢铁已经存在，通过电解工艺制造，只要清洁电力够便宜，就能生产出比传统钢更廉价的零排放钢。关键是要让技术普及并扩大产能。（代表企业：Boston Metal、Electra）

清洁水泥同样面临市场渗透和扩产问题。已有多家公司实现“零溢价”水泥，但全球推广需要时间。（代表企业：Brimstone、Ecocem、CarbonCure、Terra CO₂、Fortera）

地质氢（Geologic Hydrogen）的发现是过去十年的重大惊喜。地球自身生成的氢气或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清洁燃料来源。目前企业正探索高效提取途径。（代表企业：Koloma、Mantle8、Electric Hydrogen）

碳捕集与再利用：已有企业可从空气或工厂中捕获二氧化碳，并用它制造航空燃料等产品。（代表企业：Heirloom、Graphyte、MissionZero、Deep Sky）

3. 农业（约占全球排放的19%）

农业排放的主要来源有两项：化肥与牲畜甲烷。

已有一种无需排放的化肥替代品投入市场，另一种能将粪便甲烷转化为有机肥的产品也实现负绿色溢价。（代表企业：Pivot Bio、Windfall Bio）

针对牲畜排放，添加剂与疫苗正在推进，成本接近可行水平。（代表企业：Rumin8、ArkeaBio）

水稻种植的甲烷排放也在控制中，新型耕作法能同时减排与增产。（代表企业：Rize）

一个难题是：部分化肥中的氮会转化为一氧化二氮（N₂O），这是强效温室气体，但浓度稀薄，难以捕获。

4. 交通运输（约占全球排放的16%）

2024年，全球每四辆新车中就有一辆是电动车；全球电动车占比超过10%。

但在美国等国家，充电时间长、基础设施不足仍是障碍。

航空与航运则更难脱碳。航空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翻倍，而清洁航空燃料目前的绿色溢价超过100%。

已知的低成本路径主要有两种：基于藻类的生物燃料和超廉价氢合成燃料。

同时，电动化带来巨大的电池需求，企业正在降低电池成本、提升效率。（代表企业：KoBold Metals、GeologicAI、Redwood、Stratus Materials）

5. 建筑（约占全球排放的7%）

建筑排放相对较小，但随着城市化和空调需求上升，将迅速增长。

热泵的效率比锅炉高五倍，成本也更低，但缺乏安装工人是瓶颈。下一代高效、易装型热泵正陆续面市。（代表企业：Dandelion、Blue Frontier、Conduit Tech）

零溢价建筑材料（密封剂、高效窗户等）已上市，但规模化仍需时间。（代表企业：Aeroseal、Luxwall）

05

气候战略应以人类福祉为中心

温度并不是衡量我们气候进步的最佳指标。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并不能告诉我们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或恶化。

当干旱摧毁农作物时，你是否还有钱购买食物？当极端热浪来袭时，你是否能去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当洪水导致传染病爆发时，当地诊所是否能治疗所有病人？这些问题，比“气温上升了多少度”更能揭示人类真正的处境。

1. 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福祉的真正标尺。

“生活质量”听起来抽象，但其实有可量化的指标。

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就是一个综合指标，从0到1，数字越高代表国家发展水平越好。

如果你浏览全球各国的HDI列表，差距触目惊心：

瑞士的HDI为0.96，是世界最高；南苏丹仅为0.33。

全球HDI最低的30个国家居住着地球上八分之一的人口，但它们的经济产出只占全球GDP的0.33%。这些国家的贫困率最高，健康状况最差。

一个南苏丹新生儿在五岁前夭折的可能性，是瑞典儿童的39倍。

正因为这种巨大不平等，我们的气候战略必须把“人类福祉”放在首位。虽然“改善生活”听起来没人会反对，但在实际政策中，它常常被让位于“降低排放”这一单一目标——结果反而造成伤害。

2.错误的减排政策，可能加剧贫困。

几年前，某低收入国家政府为了减少排放，全面禁止化肥使用。结果农民的产量急剧下降，粮食供应减少，价格飙升，国家陷入危机。原因很简单：政府把减排置于民生之上。

某些国际金融机构在富国股东的压力下，停止为发展中国家的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贷款，意图通过“留油于地”减少排放。结果几乎没有影响全球排放，却让贫困国家失去了建设低息电厂的机会——家庭、学校和诊所仍然缺乏可靠电力。

这些情况确实复杂——燃烧化石燃料可以在当下帮助人们，却让未来的气候更糟。但请记住：气候变化并不是贫困人口最大、也不会是最大的威胁。接下来我将解释为什么。

3.健康与繁荣，是抵御气候变化的最佳防线。

几年前，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思想实验：

他们计算，如果把未来几十年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纳入气候死亡率模型，会发生什么变化？

结果发现：与贫困保持不变相比，预期的气候相关死亡人数将下降一半以上。

这个发现令人振奋。它说明了出路——加快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提升健康水平，能更有效地减少气候风险。因为富裕与健康是最强的适应力。

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公共卫生改善，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间接拯救气候灾难中的生命。

4.农业：最划算的气候适应投资。

要想让有限的气候资金产生最大效用，首先要投入在最能缓解贫困和提升健康的领域，而农业正是首选。

绝大多数贫困国家仍是农业社会。一个普通小农户拥有2至4英亩土地，日收入不足2美元。她的单位产量仅为美国农民的五分之一，一场旱灾或洪灾就能让她颗粒无收。

降低排放最终会减少灾害，但农民不能等几十年。他们必须现在就提高收入，养活家人。

在印度，数千万农民已经通过手机获得人工智能提供的精准种植建议——何时播种、何时施肥、哪种品种最合适。

2025年夏季季风期间，印度13个邦的4000万农民提前收到一条短信：雨季将提早开始，并会中途暂停。仅此一条信息，就挽救了数百万英亩的作物。

在未来五年，低收入农民获得的AI种植建议将比当今最富裕农场主的顾问更精准。

5.科技与本地创新的结合。

近20年前，一群非洲农业科学家注意到，炎热干旱季节使玉米等主粮面临压力。在盖茨基金会等支持下，他们培育出一种耐旱玉米品种。结果令人振奋：新种子让农民增产66%，足够养活六口之家一年，还能多卖出价值880美元的玉米，相当于他们五个月的收入。

研究人员帮助农民挑选更抗旱的牛种；

新一代零排放生物肥料在印度小农试验中提高产量20%。

如果以‘每美元的影响力’来衡量气候行动，农业与健康的投资是最划算的。

6.健康：最基础的气候适应力。

多数人一谈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就想到热浪与自然灾害。那我们从这些开始看。

每年，过度高温造成约50万人死亡。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数字正在下降，主要因为更多人负担得起空调。

而极端寒冷造成的死亡人数，是热浪的十倍。

未来，热死人数会上升，冷死人数会下降。总体来看，气温相关死亡的净值会上升，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自然灾害的直接死亡（如洪水溺亡）在过去一个世纪下降了90%，每年约4万至5万人，得益于预警系统与更坚固的建筑。

然而，间接死亡（灾后疾病）并没有同样下降。

如今，遭遇洪水或风暴的人，更可能死于水源污染引发的腹泻，而不是溺亡。

洪水污染饮用水，为霍乱、轮状病毒等病菌提供温床，这些疾病对儿童尤其致命。

腹泻病每年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大多数发生在贫困国家。

如果再加上其他疾病——疟疾、结核、艾滋病、呼吸道感染、分娩并发症——贫困相关疾病每年造成约800万人死亡。

而这还没算上那些不致死、但让人失去劳动与学习能力的慢性病。例如，一位营养不良的孕妇如果再遭遇洪灾失去食物，更容易早产；但若她原本营养充足，则更可能安全分娩。”

7.健康改善是气候行动的一部分。

我并不是说应该忽视与温度相关的死亡。相反，这正是清洁能源的重要性所在——让供暖与制冷变得人人可负担。

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按照痛苦程度来分配资源：既要减少极端天气，也要减少贫困与疾病。要从根本上减少脆弱性。

8.人工智能：新的健康与气候工具。

AI已经开始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例如：

AI驱动的便携设备让基层医生能为孕妇做超声波检查，大幅提升母婴存活率；

AI加速疫苗与药物研发，使救命工具更廉价、覆盖更广；

从强化食品、蚊帐到抗疟药物，这些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极高。

健康与农业改善还能带来更深远的社会效应。

当儿童存活率上升，人们会自愿减少生育。这样，政府就能把更多资金投入教育、基础设施与卫生系统，形成良性循环。

这个良性循环由健康与农业创新共同驱动。

9.以人类福祉为真正目标。

在本文中，我主张：我们应当以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而非对全球温度的影响，来衡量气候行动的成效。

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把能源、健康与农业置于气候战略的中心。发展本身就是最有效的适应。

06

为COP30提出的两大优先方向

巴西主办的COP30会议，为“以人类发展为核心”重新定位气候议程提供了契机。在巴西的领导下，适应与人类发展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

全球气候行动的下一阶段应当聚焦于两个核心优先事项：

1.让“绿色溢价”归零

“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指的是清洁技术与化石燃料之间的成本差距。要实现净零排放，清洁方案必须在成本与实用性上与传统方案持平。

每次气候大会，政府都在宣示减排承诺。然而，这个过程并不能告诉我们实现这些承诺所需的技术是什么、我们是否已经具备、或是还需做些什么才能实现。

每届COP会议应当除了国别承诺外，还要加入按行业划分的高层讨论，聚焦五个关键领域：

电力

制造业

农业

交通运输

建筑

各领域代表应报告清洁技术的进展、可行性与成本差距，用“绿色溢价”作为衡量标准。

政府领导人借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些技术可以立刻采用，哪些需要尽快推广，哪些仍需政策干预来降低成本。

此外，各国之间还可以围绕突破性创新展开合作，加速关键技术成熟。

政策制定者应将这种‘行业维度的绿色溢价分析’引入各自政府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应保护清洁技术研发与推广的资金。

这不仅仅是公共利益——赢得清洁技术竞赛的国家，将在未来数十年拥有就业、经济与能源独立的巨大优势。”

对政策制定者：

应推动让各行业清洁方案的成本降到与化石燃料相当；

对气候行动者：

倡导政策，让公众能够选择“更便宜、更好”的清洁替代品；

对青年科学家和创业者：

重新定义“改变世界”的意义——今天从事清洁材料与能源的研究者，将在未来几十年决定人类的福祉。

对投资者：

我鼓励大家投资那些致力于消除绿色溢价的高影响力清洁技术公司。我本人也在加大投入。因为这不仅是为了公益——这将是21世纪最大的增长产业。

2.以“数据衡量影响”，确保资源最优使用

我们无法资助世界上所有好的气候创意。因此必须进行取舍，确保每一美元都带来最大的实际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选择应当基于数据与分析——明确哪些行动在‘改善人类福祉’方面性价比最高。

疫苗是‘每美元挽救生命’的无可争议的冠军。自2000年以来，全球疫苗联盟（Gavi）花费220亿美元，为贫困国家儿童接种疫苗，避免了1900万人的死亡——也就是说，每拯救一条生命的成本约为1000美元，其他估算甚至不到5000美元。

而且在气候变暖的世界里，疫苗的作用更大——因为存活下来的孩子将更能抵御未来的热浪与干旱。

所有气候项目都应接受类似的成本效益评估。每一项投入都要量化：能救多少人、改善多少人的生活、成本是多少。

3.战略转向的时刻

三十年前，我写过一份内部备忘录，敦促公司全面拥抱互联网。当时互联网刚刚走入主流。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微软的成功就会受到威胁。

全球气候行动也到了类似的拐点。不同的是，气候议程没有一个‘CEO’能一锤定音。它由全球社会共同决定——而这正是应有之义。

我呼吁全球气候界，在COP30以及之后，做出战略性的转变：把关注重点放在人类福祉上。

这是确保每个人——无论出生在何地、处于何种气候环境——都能过上健康而有尊严生活的唯一途径。

来源：环球零碳

撰文 | 维小尼

编辑 | 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