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以及该地区此前的类似灾害，折射出一个严峻现实——全球极端天气、气象与地质灾害已进入频发化、重损化、复合化新周期，灾害机理正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加速演化，传统预警模式正被系统性颠覆。这背后是升温抬升能量基础、冰冻圈失稳与重现期假设失效的物理驱动，灾害风险增速已显著超过治理能力增长速度。

如何科学、全面认识灾害成因、研判全球地球物理灾害态势与治理短板、发挥我国优势引领全球应急灾害治理？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应急管理等多学科与跨学科团队组织了专题研究。

一、中尼边界特大跨境山地灾害的成因分析：非暴雨型高位冰岩崩的机理突变

2026年8月26日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蓝塘里壤峰北坡海拔约5200米处冰川断裂，发生高位冰岩崩：冰岩体自高位坠落至海拔约4000米后转为泥石流，沿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下泄约22公里，10时59分冲击海拔约1800米的中国吉隆口岸——主崩从源区到口岸仅约7分钟；口岸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附属设施被毁，道路、通信、电力全部中断，人员伤亡严重。

事发前数小时，源区地震台已记录到异常信号，对应于小规模冰雪活动的前兆与岩体蠕变（遥感）。这意味着在分钟级运动窗口之外，存在小时级的灾害前兆捕捉空间，但当时并无跨境联合监测等有效机制去捕捉、利用此类地质信号。

此次灾害由尼泊尔高位冰岩崩沿程增容形成。据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事发前数月灾害物质源区降水总体偏少，春夏季气温较常年偏暖0.38℃，叠加2015年廓尔喀地震的构造损伤，高位冰岩系统在无暴雨条件下失稳——这对传统“看雨量撤人”的山区地质灾害预警模式带来根本性冲击，是一种新的致灾模式。两次灾害虽发生在同一地点、同一季节，机理却并不相同：2025年为冰湖溃决叠加季风暴雨，2026年则为非暴雨条件下的高位冰岩崩。

我国灾后遥感显示，该流域大于1平方公里的冰川有26条、大于0.1平方公里的冰湖有11处，但高位源区高寒缺氧、人工布站困难，跨境流域存在明显观测盲区。喜马拉雅南麓的亚东、陈塘、樟木、吉隆等深切沟谷，每一条都是水汽通道与灾害高发带。从有限工程成本考虑，中尼之间几乎所有边境口岸都不得不选址于沟谷底部——地理格局决定了“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重要的通道”。

中尼边界灾害也成为观察全球灾害治理全部要素的标本：气候驱动、机理演化、地质脆弱、跨境传导、生命线中断、预警缺失与救援协同，一应俱全。

二、近期全球极端天气、气象与地质灾害频发

（一）全球灾害呈现“频发、重损、复合”趋势

比利时鲁汶大学EM-DAT国际灾害数据库（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是最具权威性的全球灾害事件记录资源之一。该数据库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记录在案的自然致灾事件393起，造成16753人死亡、1.672亿人受灾，经济损失2419.5亿美元。慕尼黑再保险2026年初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2240亿美元，保险损失约1080亿美元、连续第二年突破1000亿美元；全球约17200人遇难，天气相关灾害占全部损失的92%以上；同年1月，洛杉矶山火造成损失约530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最“昂贵”的山火。

2026年以来，全球灾害形势同样严峻。综合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目录与中国地震台网统计，截至9月中旬，全球已发生7级以上地震约11次、6级以上地震约80次；欧洲遭遇大范围超限高温与森林火灾，南亚、东南亚季风洪水接连成灾。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灾害数据库”(EM-DAT）入库标准、再保险理赔口径与各灾害信息平台的广义损失口径互不相同，不可简单相比。但无论按哪个口径，全球灾害风险的增速都已显著超过人类社会治理能力的增速。

（二）地球系统科学透视：升温驱动下的灾害范式变迁

从地球系统科学看，此轮态势恐怕并非年际随机波动，而是有着清晰的物理驱动与范式意义。

一是灾害的能量基础在改变。据世界气象组织确认，2024年为有记录以来最暖年份，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55摄氏度；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持水能力增加约7%；全球持续升温，极端降水、强对流与旱涝急转的物理上限被系统性抬升。今年夏季季风期，我国多地的严重水患就与此有关。

二是冰冻圈、冻土层在失稳。升温、融水入裂隙、冻土退化、冰岩接触带弱化等因素相互耦合，使高位冰岩崩、冰湖溃决等灾害从极端个案变为趋势性风险。据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ICIMOD）《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冰川展望》数据，1990年至2020年，该地区冰川面积减少约11.6%（约12%）、冰储量减少约8.9%（约9%）；2021年印度查莫利冰岩崩、尼泊尔多次冰湖溃决与此次西藏吉隆“8·26”冰岩崩共同表明，高位非暴雨型冰川灾害正在成为山区灾害新的主要类型。

三是灾害范式在发生变迁。以历史重现期为基础的“多少年一遇”平稳性假设正在失效，灾害日益呈现非平稳、复合级联、跨域跨境传导的特征；单灾种、单部门、事后响应的传统防灾减灾范式，必须让位于“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工程韧性—跨域跨境协同”的全链条风险治理范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在当前适应规划与实施速率下，全球适应差距将持续扩大——全球“灾害治理赤字”正在持续扩大。

三、当前全球灾害治理的短板与新挑战

全球灾害治理正面临两大结构性短板。

一是资金层面的“塌方”。据《全球人道主义援助报告2026》，2025年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资金骤降20%至333亿美元，为2017年以来最低；前20大援助国中有13个在2025年削减支出，其中美国削减55%、德国削减36%，两国合计占当年降幅的88%，美国并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国协调呼吁资金2025年到位率仅35%，创历史最大缺口。全球需要人道援助的人口却从2017年的1.41亿升至2025年的约3亿。《柳叶刀》发表的研究估计，仅美国援助削减一项，到2030年可能造成全球超过1400万例本可避免的死亡，其中5岁以下儿童逾450万例。这是传统援助体系在国际政治基础瓦解后的结构性收缩，影响深远。

二是预警硬件设施的缺乏与灾害治理机制碎片化、规则缺位。当前，全球仍有约40%的国家没有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小岛国仅43%拥有该系统；即使总体情况较好的亚太新兴经济市场，也有80%至90%的巨灾损失没有任何保险覆盖。灾害风险最高的热带、岛国与高山地区，恰恰是灾害预警、保险、数据与救援能力最稀缺的区域。高位冰岩崩的临近预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是空白：单灾种预警框架在“冰岩崩—碎屑流—泥石流—堰塞—跨境洪水”灾害链面前系统性失效。冰岩崩往往只有分钟级、至多小时级（地震波）预警窗口，必须实施天空地一体化联合监测。机制与规则方面，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管减灾，人道协调厅管救援，世界气象组织管气象，各开发银行管重建融资，彼此缺乏统一协调。此外，跨境灾害的预警通报义务、数据共享规则、救援队伍与装备的跨境便利化，至今没有任何专门的国际法支持。跨境数据共享受数据主权、标准、语言、责任划分等制约，即使一方握有卫星，由于缺乏联合阈值与发布权限，也无法在约7分钟的窗口内有效组织跨境疏散，这也是此次灾害人员伤亡严重的重要原因。

灾害治理方面，全球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一是气候加速与灾害机理演化，“非降雨型冰川巨灾”占比上升，喜马拉雅、帕米尔、安第斯、阿拉斯加均面临同类风险。二是地缘政治退潮，援助被政治化、工具化，全球灾害防治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系统性下降，援助削减与人道需求上升形成“死亡剪刀差”。三是灾害风险复合化，复合级联损失正在替代单一灾害成为损失主体，任何单一国家、单一部门、单一机制都无法独立应对。这凸显了全球灾害治理领域的领导力真空与公共产品赤字——传统公共产品提供者在退出，风险在上涨，而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尚未出现。这固然是严峻挑战，却也是我国领导全球灾害治理的重要机遇。

当前，加强灾害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共识。2015年，联合国通过《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这一不具约束力的“全球自愿协议”，以“理解灾害风险、加强灾害风险治理、投资于减少灾害风险、加强备灾与‘重建得更好’”为四大优先行动，推动从源头预防新风险、降低既有风险；2022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起“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出到2027年底，让每个人都受到早期预警系统保护。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与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现状报告》，全球已有119个国家（占总数60%）建成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拥有该系统的国家灾害死亡率比没有的国家低近6倍；早期预警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0倍，被公认为最具成本效益的气候适应措施。从《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到《巴黎协定》，从联合国到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加强灾害治理已成为当下国际社会“政治属性”最弱、道义站位最高、见效速度最快的合作领域，是国际上跨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的极少数仍然“谈得拢、做得成、看得见”的战略接口。

四、我国参与全球灾害治理的现状、优势与提升空间

中国国际救援队、中国救援队都是联合国认证的国际重型救援队，先后赴阿尔及利亚、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海地、新西兰、日本、缅甸等国执行国际救援任务。2025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我国在震后24小时内派出3支救援队，并宣布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2021年发起、2023年正式成立的“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已扩展至34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落地24类66个合作项目，惠及五大洲80多个国家。

我国风云气象卫星已服务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8月26日中尼边界泥石流发生后，中国气象局第一时间启动风云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并依托“妈祖”智能预警方案紧急开发尼泊尔云端定制版，8月29日即交付尼方试用，9月22日在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上正式交付——从中国救援到中国预警，我国的灾害治理公共产品正在向“全链条”升级。

我国参与全球灾害治理有四个独特优势。一是发展合作的工程优势。可以把“减灾韧性”直接嵌入桥梁、水电、交通、口岸等发展合作工程，实现“工程即减灾、建设即治理”的新型灾害防治目标。二是空天与数字技术优势。风云、高分、北斗与“妈祖”方案构成“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完整链条，正好与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2022）的最大缺口形成供需耦合。三是多边平台优势。“一带一路”灾害合作机制是当前重要的灾害治理专项开放性多边合作机制。四是理念与道义优势。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在全球南方积累了深厚信任。

与此同时，短板同样明显。一是贡献与话语权不匹配，国际规则文本中的“中国含量”远低于中国贡献。二是资金结构单一，开发性金融、保险市场、社会资本尚未被系统撬动。三是规则与标准输出不足，应急预案、预警标准、救援队伍能力认证等的国际互认程度较低。四是法制与统筹支撑缺位，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救援尚无专门立法，跨部门统筹协调多靠“一事一议”。这些短板的存在，导致“引领”国际灾害治理就缺乏制度支点。

五、我国引领全球灾害治理的对策建议

全球灾害治理是全球治理倡议五大理念共识中成本最低、见效速度最快、道义站位最高的可落地场域。建议我国把全球灾害治理打造为全球治理倡议的“先行示范区”，以小多边实效验证大多边主张，以成体系性供给填补国际防灾减灾救灾这一灾害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侧真空，以规则创设把实物贡献固化为制度共识与运行规则。

首先，编制行动方案，做实“一带一路”灾害合作主平台。建议我国对外援助的统筹部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外交部等联合编制《全球治理倡议·灾害治理领域行动方案》，把五大理念转化为项目、资金、规则等具体可执行清单。稳步扩容合作机制至50国左右，与“全民早期预警”倡议重点国家名单大致对应；推动合作机制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世界气象组织深度对接，依托海南三亚办好“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部长会议，常态化开展双边、多边减灾应急交流，建设区域灾害治理合作平台。在《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030年到期之前，主动提出“后仙台”议程的中国灾害防治方案，把“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的中国体制经验上升为可供全球特别是全球南方采纳的国际规范。

其次，实施“全球灾害早期预警中国行动”，配套发展型灾害韧性融资。以风云、高分、北斗等高分辨率卫星、无人机航拍、导航定位能力与“妈祖”方案打包，发起“全球灾害早期预警伙伴计划”（可命名为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千里眼/顺风耳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帮助30个左右灾害暴露脆弱国家建成或升级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针对本次“8·26”泥石流灾害成因，以尼泊尔为先导，中尼共建跨境冰冻圈灾害联合监测与预警中心，对东林藏布流域26条冰川、11处冰湖及友谊桥上游55个冰湖实施常态化联合监测，加强“天—空—地”一体化动态监测特别是冰崩灾害风险隐患专项调查，把吉隆—热索瓦走廊打造为跨境灾害治理的样板工程。针对上述资金需求，可在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框架内依托现有工具探索设立灾害韧性专项窗口，发起设立“全球南方灾害韧性基金”，推动建立区域性巨灾保险与再保险共同体，以发展型、建设型、智慧型融资对冲“资金塌方”的巨大缺口。

最后，推动制定《跨境灾害预警与救援便利化国际公约》。确立上游国家对下游国家的重大灾害隐患的通报义务、灾害监测数据跨境共享规则，以及国际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的快速通关与法律豁免安排。先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灾害合作机制内形成区域性制度安排并先行先试，成熟后再推向联合国框架。此举若能成功，将填补国际法上的空白。我国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成为第一个倡议者、起草者和主要推动者，也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成为全球灾害治理的负责任领导者。一个更加安全、全球共享、更具灾害韧性的世界，也有望加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