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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灾害加速,需全面检视城市的适应能力|底线城市

媒体:澎湃新闻  作者:内详
专业号:当归 2024/3/19 8:52:32

当下叠加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社区还需要更多适应性策略。至于未来更大的开发计划,则必须考虑与气候适应手段相应的措施和成本。

2021年7月27日,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郑湾村,灾民正与外界联系。 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如果三十年前对气候变化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我们就没有必要在此读下去。这种必要性更多不是来自政策与宣言,而是来自身边的种种现象。

2024年春运期间,受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无法前行,人们因车次晚点或取消而被困在火车站,许多建筑设施不堪承重而垮塌。临到春运返程,雨雪冰冻又再度向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重庆等地席卷,江苏宿迁一医院棚顶坍塌,西安、苏州等地高速路上多辆车连环相撞。恶劣气候导致的次生灾害反复提示我们亡羊补牢的必要性。

气候变化风险已成共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形容,全球变暖结束,沸腾时代到来。

换言之,气候趋于混乱的加速度还在增加。在时间的长度上,愈发频繁的气候灾害,不会呈一条逼近极限的曲线,而将是指数级上升。

反过来看,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当下做出哪怕一点有效的准备,都会极大减少未来的损失。《“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直言:“城市高风险、农村不设防”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对地方管理者而言,从防灾减灾的角度,去谋划基础设施,关注弱势群体,并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其中有巨大的作为空间。

2021年7月27日,河南周口市扶沟县彭庄村在水灾中受灾严重。8月底,河南宣布,该村启动易地搬迁。 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针对气候变化形成的灾害链条,我们该如何看待,如何做出准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更为密集,经济相对发达,且频繁遭遇台风等灾害侵袭,相应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方面,有更多气候适应行动的经验,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里,我们主要以2023年沿海地区的洪涝灾害为例,兼顾2024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梳理当下遇到的气候灾害形式,并分别着眼于能源流、信息流、物质流,归纳救灾和救援行动中的状况,力图为各方提供方向上的参照。

需要从救援入手,对气候灾害分型

2023年或许算是历史上气候灾害类型最为丰富和全面的一年。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郝南说,在机构过往八年的监测中,城市每小时降水超过100毫米的情况,一年不到1次,到了2023年,这类极端案例不下10次——甚至台风尚未到来,浙江嘉兴、上海青浦等地就已发生了这样的降水过程。我们这里主要叙说沿海地带,7月初川渝特大洪灾暂且按下不表。7月下旬和9月初,台风“杜苏芮”和“海葵”先后登陆闽东南一带。前者不光在福建、浙江等多地形成强风暴雨,其残余环流北上,又先后在京津冀豫等地、吉林和黑龙江等地造成洪灾。而后者一路席卷东南沿海,在福建、广东、香港以及广西,打破所到之处所有极端暴雨历史记录。如此,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几乎都经受了一次极端洪涝灾害的压力。

在地形图上看不到明晰的城乡界定。郝南说到,极大比例的求助信息或救援需求,来自其中看似乡村、但已城镇化的地区。行政区划明明是村庄,其沿河沿江处也有大量楼房或路桥。从特大城市到乡镇,对应着承灾体密集程度、系统复杂程度的降低。另外,虽然历史上建城通常选址在相对安全、洪水复现率低的地区,但当下气候灾害风险日益严峻,这些地方也并非绝对安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那种“城市对应内涝、乡村才发洪水”的刻板印象,人类聚居之处面临本质上相似的挑战。

2020年7月14日,江西鄱阳湖一带,淹在水中的校舍。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模糊的城乡分界,对应更为多样的承灾体;频繁且多变的致灾因子,作用于这些承灾体,产生更加纷繁复杂的灾害类型。郝南认为,可以将人类聚居处视为类似人体的系统。一地遇到自然灾害,好比一个人生了病。不同的病因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其治疗和恢复就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当下,疑难杂症正在变多。2021年的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刷新极端状况。而在2023年上述两次台风中,福州罗源县的鉴江镇等地前后被淹两次,沿海的经济单位损失殆尽——从河流上游而来的洪峰,叠加海边涨起的风暴潮,再加上当地持续的降水,三四个小时内,就淹过了人们建造的各类设施。

“这种灾害类型理论上存在,但人们从没遇见过,可以说发生的概率很低。而这一年里,这个地方竟然赶上两次。”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地形图,郝南说到。

福州罗源鉴江镇,地处海湾之中。在台风“杜苏芮”和“海葵”中,当地两次遭受上游洪峰、风暴潮与降雨叠加的灾害影响。 王昀 截自百度地图

福州罗源鉴江镇地处一片海湾的内部,前方又有半岛遮挡,地形复杂。台风袭来时,上游的水不易排入海中。“鉴江只是一个镇。沿海典型的城市地区,这类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在地形图上,郝南又找到福州仓山和隔岸的大学城区域给我看。

福州仓山区,被闽江和乌龙江环绕;乌龙江对面,是旗山大学城区域。王昀 截自百度地图

福州的仓山区,是与地面有一定高差的岛,被闽江和乌龙江环绕。台风“海葵”来时,仓山和大学城遭受的冲击不小。大学城中,高校一楼的宿舍被淹;立交桥出口被水淹没,立交桥上的车子也被泡在水中;而在仓山区,河道两岸的小区被淹得厉害,街道设施被冲坏。

郝南说到,当时闽江下游水位线高涨,洪水泛滥。实际上,闽江宽度不小,还有两条入海口,绝不至于造成海水倒灌。之所以如此,是因乌龙江大量泄水,包括上游水库承接的山区洪水,对闽江形成顶托效应。而在另一边的旗山,山区成了集雨区,像漏斗一样,把水集到福州大学城区域。可以相信,在建设阶段,福州旗山的大学城已充分考虑到防洪需要,但因本次降水量太大,也经历了短时被淹的过程。

深圳福田区、罗湖区都在台风“海葵”中遭受重创。隔着深圳河就是香港。从“山竹”到“海葵”,港深两地近年都在共同抗击台风挑战,也共同治理深圳河。王昀 截自百度地图

依着台风“海葵”的走法,郝南又把地图移到深圳。深圳的救援力量非常强大,在全国具有深厚口碑。但这次的暴雨,诸多指标均超过当地历史纪录。最重要的是,对于难得一见的山洪灾害,以往应对暴雨洪灾的救援方案,显得捉襟见肘。罗湖的一些地方,由于店铺淤积泥沙,货物损毁,许多小商家只好宣告破产。尤其位于地下的商铺,更是损失惨重。到了灾后的恢复阶段,要如何更好地清淤,深圳相关方面也不得不从头探索。

难以想象,如果这样的雨洪,倾泻在人口密度更大的地方,又将造成何种惨状。但这只是概率问题。我们在深圳的地形图上看去,与本次受灾严重处相距不远,那些曾经作为落脚城市的城中村,密密麻麻的建筑正排列在泄洪道两边。或许,当下居住其中的人能和短期洪涝共处,但叠加气候变化的影响,还需要更多适应策略。至于未来更大的开发计划,则必须考虑与气候适应手段相应的措施和成本。

为考察在台风“海葵”中受灾的地区,郝南专门去过一次福州。他发现,这次仓山受灾,在有山坡和楼梯的地方,都有与山洪相类的痕迹——他印象中,这类痕迹之前只在偏向农村的地方出现过,在大城市是第一次见到。郝南强调,大城市绝不可掉以轻心,各大城市都有不少这类地区。比如,在地形图上看去,广州南沙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就和福州仓山区有几分相似。

广州南沙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福州仓山区有几分相似。 王昀 截自百度地图

这些问题既相似又不同。郝南认为,如果能结合救援的过程,对灾害进行针对性分型,可以迅速让各方理解关键问题。好比面对病患的医生,能方便地将病症归类,进而准确诊治。否则,相关方面就要一而再地凭借经验,去反复沟通,不利于气候适应。

而城市更需要掌握自身情况。据公开资料,武汉、北京等地做过城市内涝等风险地图。同时,城市还需要更多数据开放的工作,让更多市民知晓并及时更新,在需要时能够充分运用。解决这一问题,不同部门之间就得形成更多连通。郝南提到,2023年最早出现一小时100毫米极端降水量的地方是浙江嘉兴,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当时欲对当地做水位分析,就遇到一定困难——因为不知当地会如何调控,比如在不同情况下会开放哪道水闸等。极端天气发生时,做好相关信息的公开,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要点。

增强适应性:做好社区预案,用好蓄滞洪区

还有一些扶正祛邪的大原则。秉持这些原则,面对暴雨洪涝,地方能够更具韧性,甚至因地制宜化洪为利。

需要让水快速经过。浸泡水位越高,时间越久,损失越大。这种损失将层层叠加。城乡皆然。比如,水淹得越高,家中受损的物品便越多;如果水淹得久,地基受损,房子可能就没法住了。2023年“杜苏芮”的残余势力到东北地区时,正值水稻抽穗期。农户面临的情况是,如果水只淹一天,可能造成减产;如果水淹超过五天,水稻就会绝收;如果进一步误了农时,赶不上下一茬耕种,一年半或两年的收成都要受影响。

2020年7月16日,江西江洲,洪水来前,人们把生活用品摞到高处。 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对防灾减灾工作而言,此时正需进行思维转变。想办法去适应水,而不是一味封堵。气候变化风险之下,灾情将愈加频繁和猛烈。洪水来时,城市被淹的情形将越发不可避免。倘若强行封堵防御,消耗反而更大,最后捉襟见肘,防了这头,堵不住那一头。这就要求,城市需要有不怕水的能力,即使大水淹过一下,也不会令生产生活受到太大影响。

这需要街镇层级的社区应急预案。灾害一旦到达相应级别,人们就能知晓,应该及时撤离还是采取其他措施。而这又必须结合相应地区水文调控的一般预案。比如,社区需要了解,如果上游河流泛滥,下游水系的分水能力如何,在不同级别预警之下,上游会开关哪道水闸。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社区届时要做怎样的准备。

郝南提到,深圳各个层面的应急救援力量非常强大,而在2023年应对台风“海葵”的过程中,香港比一江之隔的深圳做得更好。其中固然有香港岛屿排水通畅的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香港制定了明确的社区应急预案,人们能够知道,在不同级别的预警下,自己应该做什么。考虑到这样的预案可以更好地关照到脆弱人群,那些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城市更应先行动起来。“倘若每小时降水量100毫米的情况,发生在上海市中心,而不是青浦,大家能否做好准备?”郝南问。

2020年7月14日,江西江洲。前来支援固堤的士兵在休息,此时水位已经比地面高。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不过,社区级别的响应,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存在上限。比如,只能应对一定级别的灾害风险,或尽量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对一些地方而言,可以考虑撤离和迁移。至少,应当避免在气候风险越来越高的地方,盲目进行城镇化建设。

比如,在2016年的“7·19”河北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中,石家庄井陉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其后多年做了很多治理工作,对冶河边的灾害隐患点进行疏散。“23.7”的水灾,没有对当地百姓造成更多影响。相比之下,近年水灾损失严重的地方,许多是在扶贫攻坚时建造了相应设施,因村里没有其他地可用,故而此类项目占用了大量河滩地。一旦遇到洪水灾害,容易因灾返贫。

更好地化洪为利,代表一种未来方向。在这次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河北在邢台启用了大陆泽-宁晋泊蓄滞洪区。一方面,这些疏导使得南边一条主要支流,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另一方面,此前华北平原形成了地下水超采的漏斗区,通过这片蓄滞洪区,把这些水尽可能留下,就可以通过地下暗河系统,补充地下水。这正是化洪为利的一例。

应对气候灾害的经验,各地需要彼此借鉴

当然,不可盲目投入,需要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系统和科学的评估,才能更好地进行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总之,需要考虑现代化的发展和当下风险不匹配的问题,以成本最小的方式,提前做好适应性的工作。

2024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无论棚顶坍塌,还是路面无法行驶,都在提醒我们,面对新型风险的经验不够。应对这类气象灾害,或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中吸取经验教训。无论救援还是救灾,一方面需要本地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借鉴通用的技术。

郝南说到,汕头的潮南区和潮阳区,对前来的外地救援队十分尊敬。这是因为,最近10年里,当地发生了两次50年一遇以上级别的洪水,因地势与海平面相差无几,是水灾脆弱地区。一旦海潮袭来,练江倒灌,有大片地方受灾。当地自发的民间力量,与来自厦门、深圳等地的救援队相互协作,也获得了一些经验。这次台风“海葵”的洪水过程中,本地力量可以独立进行救援抢险,社区的适应性也在逐渐增强。

2021年7月22日,河南郑州,水泵在进行抽排水的工作。其他城市发生洪涝灾害时,地下空间也会遇到相似问题。 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而台风“海葵”来时,深圳的交通受影响极大,尤其是树木倒伏,令道路堵塞。2024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中,武汉、长沙等地也面临相似问题。深圳商业体、地铁站等处的地下室被淹,需要对地下空间清淤,这样的需求也曾在河北涿州出现。如何应对这些难题,城市之间正可相互参照。

当下很多地方面临的情况是,虽然已预料到发生气候灾害的可能性,但似乎要拿出相应的投入,提升基础设施等级,还存在不少困难。但问题还要解决。这就需要更多依赖民间力量。毕竟,应对自然灾害,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是民间社会的智慧,更会在这种应急时刻涌现出来。

郝南认为,对于城市的气候适应性,或许需要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向前看。比如,就上海而言,目前城市河岸设防等级高,不易发洪水,只是如果遇到台风暴雨,可能导致内涝;但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这片地方本就是由水冲积而来。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极端自然灾害,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其形式会有不同的变化。

对于洪水的复现期,要用地质学的方法看。由洪水的沉积层所处的位置,可估算大致相隔多少年、发生了几次洪灾。但郝南对我说道,他猜测,在沉积下来的一层中,也许不是一次洪水,而是几十年里密集的多次洪水。而这可能就类似当下我们所要面对的情况。

具体应对:三条脉络的推演

城市可视为信息流、能源流和物质流的集合。在此分这三条脉络展开,即在应急救援和救灾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如何取得进展,其中可能有哪些要点。相当于,讲述当下的疑难病症、对症下药的宏观原则之后,再来推敲血管、骨骼和呼吸系统如何具体而微地运转,以便有的放矢地修复具体环节。

信息

这两三年中,气象预报的大模型取得了长足进步,让救援力量能够更有效率地做好应急准备。郝南举例说到,2021年,在郑州“7·20”的降雨和救灾期间,预报的降水落区始终比真实的落区偏南一些,大约是几十公里到一百公里,平均有五十公里。而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预报落区和真实落区基本吻合,非常准。而2024年初的雨雪冰冻,其准度介于前两者之间,但也比较准。

也就是说,对及时采取应急行动而言,目前天气预报的速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此基础上,关键是对相关信息进行准确解读,进而制定科学和弹性的行动计划。

需要依靠准确解读和判断,才能让舆论、民间和官方的力量协调起来。郝南举例说,2024年2月初,许多媒体来电采访,根据天气预报来问,河南要怎么办,但河南的暴雪称不上极端;湖北湖南的雨雪冰冻,才是需要关注的极端天气。或许,暴雪的标志是浅黑和深黑,冰冻的标志是浅蓝和深蓝。视觉上看,似乎是河南更严重。

在救援现场,因为有无线通讯、卫星通讯,通讯系统的代偿性相对较好。用无人机做空中基站,也能够支持现场不断联。郝南介绍到,这次雨雪冰冻中,湖南局部地区停电,有一定比例的通讯基站受损。现场有一些应急通讯车,让人们可以取得联系,但通讯信号相对较弱。

至于哪些基站设备可以保全,要碰运气。一方面,降雪量并不均匀,降雪少的地方,情况相对好些;另一方面,如果上方刚好有遮挡,设施不被冰雨覆盖,也可以避免损坏。

求助信号反馈、救援组织配合,乃至各部门之间协作,也都需要信息流的支持。在线求助平台上,老百姓的求助信息会汇聚起来。平台需要把它转变成可执行的救援任务,分发给一线救援人员。平台上,救援力量最优先响应的是生命威胁的案例,比如突发急病或孕妇生产。相对而言,对于慢性病药物或透析的需求,一般可以有两三天缓冲余地。

另外,人们需要有足够的心理预期,气候灾害会频繁发生。哪怕政府部门全部出动,都无法让所有人都不受损失。需要让相关部门都能尽力而为,而不是战战兢兢,唯恐多做多错。

2021年7月23日,河南巩义米河镇。在安置点,人们忙着给自己的手机充电。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能源

2024年初,湖南湖北的雨雪冰冻灾害中,人们多半关注到湖北高速滞留的问题,但很少有人关注到湖南的停电。湖南的冻雨比湖北更严重。但两个省的天气系统的表达方式不同,无法用同一个指标直接对比。

当时,湖南一些地方,2月6日下午开始停电。一些供电和通讯设施毁坏,哪怕化冻之后,大概率也是无法使用,必须进行更换。而更换设备又需要时间。彼时社会公众的注意力被湖北占据,对这类情况的知晓度较低。问题相对较迟才得到解决。

实际上,可以借助自然界的能源。2月7日天气未好转,湖北等地就在高速路上奋力破冰,让所有车子脱困。不如等到次日,太阳一出来,冰雪化掉,高速路上的车可自行驶离。

能源系统一般会留足冗余。电力系统的搭建方式,就是让一个区域内有不同支线,形成代偿,分摊风险。但2023年12月,山西垣曲县经历了彻底停电。因为其电力系统是早年建好的,无法轻易改变。这个县的四条主要输电线路,一路经过十几个电塔,其中四个电塔在冰雪后倒塌,导致整个县停电,且短期无法恢复。为确保该县最关键的一些部门能够运作,华北电网区的紧急供电车都来到这里,一共花了五天时间,最后修通了一条电线。

于是,2024年2月初的雨雪冰冻灾害中,郝南一直担心,如果几个县同时出现上述问题,要如何分配紧急供电车?幸好这种情况最终并未发生。只是几个乡镇一度停电,包括湖南宁乡的大屯营镇,还有娄底、岳阳、益阳等地的乡镇。针对这类停电,电力系统有几套预案,能在最快时间内抢修恢复。而后,我们也在2月下旬的这轮雨雪冰冻中看到,浙江等地对输电线路采取了无人机及时除冰的做法,尽早预防断电情况发生。

应将城市大规模断电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当城市中出现灾情时,首先要保证的是电力的供给,进而才能保证应急指挥正常进行,较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否则可能导致各种次生灾害,进而影响救援。

2021年7月27日,河南周口市扶沟县郑湾村,水中的电塔。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运输

如果交通中断,会影响抗灾物资的运输,应急队伍无法及时救援,无法及时阻断次生灾害的发生,还会加重暴雨洪涝的后果。如果应急指挥不力,不仅会无法进行紧急救援,还会浪费城市的应急资源。

不过,当下在应急救援和救灾过程中,各方架桥修路的能力已非常强大。相比2008年汶川地震时,这方面明显有了长足提升。比如,修通一条路,原先预计要三个月,如今五天就能完成。不到一个月,已能完全通车。由此,无论通讯还是能源,都可以用应急车的形式进行支持。

另外,洪水等灾害来临时,在路上走的几乎只有道路巡查人员。他们的人身安全也需要得到关注。

交通工具方面,在应急救援和救灾的需求之下,交通运输的能源需要确保多元化,要有一定的直接能源。倘若只有依靠电力的交通工具,则会存在无法充电、受恶劣天气影响等问题。

交通基础设施也会老化,甚至包括高楼中的电梯,也会存在一定风险。城市需要在极端天气的背景下,来考虑这些设施的运行状态。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但需要结合运输系统考虑的问题。灾害救援过后,需要清运或处理巨量淤塞的垃圾——比如,台风与雨雪冰冻灾害之下倒伏的树枝,以及淤泥、死亡牲畜及各种杂物。在受灾现场,这些垃圾往往堆积如山,需要找到有效率且妥善的处置办法。

2021年7月23日,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在洪水中受灾严重。水灾之后,有诸多垃圾需要运输处置。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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