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最新通报》显示，随着异常高温的趋势持续，2025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或第三热的年份；过去11年（2015~2025年）的每一年都跻身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之列，而过去3年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3年。

《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进行了制度性安排，目标是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摄氏度，并为1.5摄氏度目标努力。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丝特·绍洛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未来几年内要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不暂时超过这一阈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科学同样清楚地表明，到本世纪末，将气温升幅降回到1.5摄氏度仍完全可能且十分必要。”

11月10日~11月2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召开。本届大会聚焦多项重要气候议题，呼吁全球携手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加速减少排放，增强气候韧性，推动包容、公正的转型。

《巴黎协定》达成十年来，全球气候合作有效但需改进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近日表示，《巴黎协定》达成十年以来，清洁能源革命正在蓬勃发展，2024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额达到2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领域的2倍，全球新增能源装机容量的90%来自可再生能源。现在全球气温升温曲线已得到控制，虽仍然危险，但表明气候合作是有效的。

《巴黎协定》要求各缔约方以“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每5年进行更新，要求缔约方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自主决定未来一个时期的贡献目标和实现方式。国家自主贡献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不仅涉及各国减排目标的设定，还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资金支持等，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地分担责任，缓解合作冲突。

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又到了提交新一轮NDC的时候。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的《2025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日，只有不足1/3的《巴黎协定》缔约方提交或宣布了包含2035年NDC的目标，不少国家甚至无法按计划实现其2030年NDC目标。

斯蒂尔表示，《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设立了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及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这一目标必须成为现实”。大会候任主席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近日发表公开信说，国际社会当前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存在雄心、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不足。

发达国家的动力不足，反而使南南合作成为本次大会的一个亮点。巴西作为大会主席国，已经邀请多国参与保护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巴西总统卢拉特别指出，中国在能源转型等领域快速发展，在通过技术进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各国树立了典范。

中国提交的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有力度有雄心

中国代表团介绍说，目前中方已向《公约》秘书处提交了2035年NDC目标。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中国2035年NDC目标历史性地扩展到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首次提出了温室气体绝对量减排目标，体现了最大的决心和力度。中国此次承诺的下降幅度——7%~10%，以及绝对量——10亿~15亿吨，都显著高于欧美国家同期水平。

黄润秋说，中方还提出了有雄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即到2035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做到36亿千瓦。他还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尚未达峰的阶段考虑碳减排目标，是“两步并作一步走”，难度很大，减排规模和转型幅度世所罕见。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月8日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施。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搭建与东盟、阿盟、非盟、中东欧、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六大区域的能源合作平台；与34个国家建立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

白皮书指出，中国持续为全球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高效的能源低碳装备产品。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全球提供了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设备，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十四五”期间出口的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

白皮书介绍，中国采用绿色理念、绿色技术与清洁能源“三位一体”的模式，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10月底，中国已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拉绿色合作助力南方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11月14日，在COP30“中国角”举行的“适应气候变化中国方案”主题边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表示，中国将继续通过深化气候适应伙伴关系和南南合作，构建双边、区域范围早期预警合作平台等方式，共建清洁美丽、韧性包容的世界。

近年来，中国和拉美地区多国在绿色基建、绿色交通、生态修复等领域持续加强合作，越来越多低碳环保合作项目在拉美落地。

今年6月底，由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投资的席尔瓦尼亚换流站在巴西中部地区开工。项目将把巴西东北部的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输送至首都巴西利亚附近地区，为约1200万人口提供稳定电力。2024年11月，中国在秘鲁重点共建项目钱凯港正式开港，作为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钱凯港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

在阿根廷，高查瑞光伏电站成为南美地区装机容量最大、海拔最高的光伏项目；在秘鲁，圣加旺水电站三期于今年正式投产，成功缓解百万人口用电紧张；在巴西，新坦基风电项目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5万吨，相当于造林1800公顷。

今年10月初，比亚迪第1400万辆新能源汽车在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市比亚迪巴西乘用车工厂正式下线。今年3月，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庆祝新采购的60辆中国宇通无轨电车正式投运，带来的减排效应相当于种植了40万棵树。

2021年COP26期间，中国和巴西等拉美国家签署《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承诺到2030年实现森林零砍伐。2023年起，由河海大学牵头，在10多家中巴院校和企业的参与下，“中国-巴西亚马孙地区退化土壤修复与雨林保护国际合作”等项目正式启动。今年11月，青岛农业大学与乌拉圭国家农业研究院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建草地农业“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通过多维度技术创新构建低碳农业体系。

中拉合作实践表明，全球南方国家可以通过团结合作、科技赋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美国缺席今年COP大会，试图摆脱国际气候承诺

美国因已于今年年初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今年首次缺席COP大会，不派遣高级别代表团参会。作为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仍将对全球气候走向产生影响，因为它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环境和清洁能源目标不值得追求。

根据美国2024年12月最新提交的NDC目标，到2035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61%~66%，到2050年实现所有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到2035年，预计甲烷排放量至少比2005年减少35%。

但今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任首日即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将于2026年1月27日正式生效。这使美国在2024年12月提交的NDC目标未来实际上不再有效。同一天，特朗普还签署和废除了一系列行政令转变拜登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鼓励扩大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开采，限制清洁能源发展。

美国自2021年4月提交NDC目标以来，实施了广泛全面的气候战略，包括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IJA）和《通胀削减法案》（IRA）。前者通过投资数字和传统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总预算为1.2万亿美元，涵盖了区域氢能中心建设和电解槽研发在内的多个项目。后者的总预算约7500亿美元，包括气候变化、医保、税改等多个领域，计划10年内投资3690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

虽然特朗普政府于今年1月暂停了IRA的资金支出，7月出台的《大而美法案》废止了IRA针对个人的多项绿色清洁能源税收优惠，包括电动车和住宅能效抵免等，但IIJA和IRA的实施在2024年12月前已经促成了私营部门在美国清洁能源和制造业项目上投资超过4500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阻碍了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降低了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领导力。预计到2035年，美国排放量将比2005年水平下降57%，达不到美国的气候目标。

欧盟强调其在碳减排的核心地位

欧盟的气候政策则积极参与并推动气候变化大会，强调自身在全球碳减排的核心地位。据欧盟驻华代表团消息，欧盟提交的新NDC目标中规定，到2035年将净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66.25%~72.5%，长期气候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到2040年减排90%，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

此外，2024年，欧盟及其成员国提供了317亿欧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额外调动110亿欧元私人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适应其影响。

不过，欧盟达成一致的2040年气候目标并非能够一蹴而就。为了平衡各成员国的不同国情和竞争力关切，该方案赋予成员国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允许使用最多不超过5%的高品质国际碳信用额度来帮助实现目标。欧洲议会还主张，除现有减排方式外，将永久性碳清除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可用于抵消部分难以减少的排放。

允许使用国际碳信用额度被视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帮助欧盟在激烈的内部辩论后达成了共识，确保了政治可行性；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这实质上降低了国内的减排要求，可能削弱对欧洲本土绿色技术的投资激励。这反映了欧盟在追求环保理想时，不得不向经济现实做出妥协。

此外，欧盟也把针对建筑和道路运输的新碳排放交易系统（ETS2）的启动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28年，以应对压力。在几乎所有气候政策的讨论中，维护欧盟产业的竞争力都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重点。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推进和完善，正是为了在欧盟企业减排成本较高的情况下，防止“碳泄漏”，保护其制造业。同时，推迟ETS2也是为了给企业和民众更多适应时间，减轻转型带来的即时经济压力。

在气候治理的重要舞台上，欧盟清晰地认识到，没有美国的全面参与，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寻找强有力的伙伴。因此，尽管在贸易等领域存在摩擦，欧盟仍在近期与中国强调了绿色伙伴关系和共同领导力的重要性。

今年7月，中欧领导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重申，中欧绿色伙伴关系是中欧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绿色转型领域有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将加强在能源转型、气候适应、甲烷排放管控、碳市场、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的双边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