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法》的审议通过，标志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国家公园法》的颁布实施对于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构建国土空间保护新格局，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公园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公园区域内受损自然生态系统修复、生态廊道连通、重要栖息地恢复等应当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确有必要开展种群调控、树种更新等人工修复活动的，应当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按照有关规定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对，维护生态系统安全，提高生态系统质量。”

如何贯彻落实《国家公园法》的法定要求，科学实施国家公园和其他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修复，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明确修复目的与目标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修复的首要前提是明确修复目的与目标。修复工作应以恢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为核心，以改善关键物种生境、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为总体方向。修复目标的确定应与更高层次的规划相衔接，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及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等。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该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修复工作的目的不仅是草地和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更要保障水源涵养功能和寒区生态系统稳定。通过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人工补播和禁牧轮牧等措施，国家公园内退化草地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草地生产力明显恢复，水源涵养功能得到提升。这一实践表明，生态修复应兼顾生态功能、气候调节与民生保障。

开展系统的本底调查与生态评估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修复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生态本底调查和系统评估基础之上。本底调查内容应包括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退化程度、关键生态因子及主要保护对象分布等，为修复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多数国家公园已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数据，但仍存在数据精细度不足、生态监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有些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工作基础相对比较扎实。例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在建立之初，对热带雨林类型、物种组成、生态系统退化状况等进行了调查。这些基础数据为后续退化林地修复、本土物种回归以及外来种入侵防控提供了科学支撑。完善的生态本底调查不仅是生态系统修复的前提条件，也是未来长期监测与适应性管理的重要依据。

聚焦本土生物多样性利用与恢复

国家公园的修复原则是“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但在必要时人工干预也应遵循生态学原理，优先使用本土物种和本地种源。例如，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修复中，科研人员通过调查发现，部分区域因历史性砍伐形成了次生性针阔混交林。修复过程中，管理机构通过补植樟科、壳斗科等本土树种，逐步替代外来速生树种，恢复了林下灌草层结构，使生境质量显著提升，鸟类和昆虫多样性随之增加。因此，在人工修复中应尽量避免单一物种造林或单一草地建植，而应创造条件促进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的逐步恢复，实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全面重建。在营造混交林过程中，对于不同气候带而言，哪些是优化的树种组合还缺乏研究。例如，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实验网络为探索在不同地区营造混交林，布局了13个实验地，分布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森林区，树种组合有2、4、8、16、24种，目前已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为探索天然林树种相互作用研究和优化树种组合的遴选，建立了31个面积20公顷左右的大样地，每株胸径一厘米以上的木本植物都有定位和挂牌监测，每5年复查一次，已积累了丰富翔实的数据。

注重生境连通性与景观完整性

生态系统修复不仅是局部生境的改善，更是景观层面上生态过程的恢复。恢复生态廊道、保障生境连通性，是维护国家公园生态完整性的重要措施。大熊猫国家公园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整合70多个自然保护地，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该地区大熊猫栖息地曾因道路、村落和农田阻隔而高度破碎化。近年来，通过退耕还林、生态廊道建设、修复竹林生境等措施，栖息地面积明显增加，多个原本孤立的大熊猫种群实现了基因交流。监测数据显示，野生大熊猫活动范围明显扩大，羚牛、金丝猴等伴生物种亦显著受益。类似的修复理念也体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解决虎豹跨境迁徙受阻的问题，园区在中俄边境沿线恢复了森林生态廊道，退化林地得到补植。红外相机监测表明，野生东北虎数量明显增加，跨区域基因流动显著增强。局域生境连通性修复应尽量与更大尺度的生态系统修复项目相结合，如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流域综合管理，共同提升景观生态安全。

消除或控制导致退化的根源性因素

生态系统修复不仅是“补救”，更应重视“预防”。在修复过程中，必须同步采取措施，消除或控制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源性因素，如过度放牧、乱砍滥伐、外来物种入侵、污染及水资源调控不当等。例如，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草地承载力评估与牧业转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减少超载过牧现象，使得草地退化面积逐年缩小；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部门组织清除外来入侵物种银合欢，恢复原生雨林结构，改善了雨林生境质量。控制退化因素不仅是生态修复的基础，更是实现生态系统长期稳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环节。

强化修复后的监测与评估机制

生态修复的成效必须通过科学监测和定期评估来检验。监测指标应涵盖物种多样性、植被恢复度、土壤理化性质、水质指标及生态系统服务和营养级结构等方面。建立长期、动态的监测与评估体系，不仅能确保修复目标实现，还能为适应性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在这方面建立了示范。

完善管理机制与社会参与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修复是一个长期、系统、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制度、资金与社会层面形成合力。应建立适应性管理机制，依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修复策略；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与多元化资金来源；加强科技支撑与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应鼓励当地社区和公众广泛参与修复与管理过程。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通过设立生态管护员岗位，吸纳牧民参与生态巡护与草地恢复，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修复应以科学目标为导向、以自然恢复为主、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只有通过加强本底调查、恢复生境连通、利用本土生物多样性、控制退化源、完善监测评估与适应性管理，才能实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真正恢复和长期稳定。未来，国家公园应成为生态系统修复的示范区和创新区。在制度上，应建立生态修复成效考核机制；在技术上，应加强生态大数据与智能监测应用；在社会层面，应促进公众共治共享。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作者: 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编辑：李圣薇

初审：李燕

审核：苑铁军